交通在蒙特利尔-人人尽功用-圣徒拾穗

王李玉珍师母回忆录

1.〈童年:從上海到烟台〉

一九三五年农历十二月二十六日,我出生在上海,当时父母在上海经商,直到我五岁才搬回山东烟台。虽然回到自己的家乡,亲戚们却认为来了一个外国孩子,因为我满口是上海话。我听不懂他们说的话,他们也听不懂我说的话,必须要我妈妈来翻译,确实使人很不习惯。

六岁时,我开始上小学一年级。记得第一天开学,是我爸爸背着我去的;不是我走不动,是只要跟爸爸一起走路,我一定会撒娇,说走不动了,要爸爸背着。若是跟妈妈一起走路,我就会比妈妈跑得快。所以妈妈常对我爸爸说,你把你女儿宠坏了,我爸爸只有笑一笑。爸爸实在是太爱我了。当时上的小学,叫南山路小学。

一九四二年年底,我七岁那年,烟台教会开始大复兴,整个教会在圣灵的带领下,掀起一股奉献的热潮,弟兄姐妹都一家一家地甘心乐意奉献给主。记得爸爸也带领我们一家,慢慢走到讲台前面,跪下来,让长老弟兄们按手在我们头上祷告。当时有许多的家愿意到西北地区开荒,也就是为着褔音的广传移民到各地,尤其是到徧远的地方。

那时候的祷告聚会最感动人,完全是跪下来祷告,而且常常是痛苦流涕。我虽然年纪很小,也深受感动。毎次聚会完,我们都很喜乐,一路上唱着诗歌回家。好像是过年的那一阵子,爸爸带领我们每天都去聚会,别的事都不做了。由于我们全家奉献给主了,即或我那时还没有受浸,我相信主也一直在保守着我。

之后我们从四马路同合里搬家到张裕路,我也转学到崇德女子小学,而且六年级毕业时,是以第一名的荣誉,得到奖状和奖品。奖品都是文具用品,一些笔记本和自来水笔;虽然我们家也有卖这些文具,我却对这份奖品宝贵得不得了,谁也不能踫一下。

由于小学毕业成绩优秀,学校保送我进入崇德女子中学。记得当时望着崇德女子中学的大楼,走到一楼布告栏,看到我被录取的名字(李玉珍),真是兴奋极了。

另外一件使我兴奋的事,就是我在这暑假里,受浸归于主名了。我从小儿童班,经过中儿童班、大儿童班,到了十二岁的时候,终于有资格可以受浸了。受浸前,有三天的训练;我们这些孩子们住在会所两间分别男生和女生的屋子里,没有床铺,都是铺了一床被子,睡在地上。

睡到半夜,大家都被叫醒,要我们跪下来祷告,像撒母耳一样。这样一连三次,训练我们要警醒祷告。训练后还有口试;我经过三位长老弟兄们的轮番口试,终于通过了,可以安排受浸。

受浸那天,教会为我们摆设爱宴。一个长长的桌子,上面铺白色桌布,我们都按名就位。每人面前有一个叩着的碗,碗下面有一个折叠的纸条,毎人都要背这纸条上面的经节,然后才能开始用餐。

我所得的经节是《提摩太前书》四章12节,“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,总要在言语、行为、爱心、信心、清洁上,都作信徒的榜样。”经过这受浸,我忽然觉得我长大了,不再是个儿童了。

2.〈中学南迁:从青岛至湘西〉

在崇德女中只读了一个月,有一件事跟受浸一样,改变了我的一生,那就是学校宣布要南迁。校方要我们学生回去问家长,是否同意让孩子跟着学校南迁?我当然是百分之百地愿意,但是妈妈很强烈地反对。

眼看同学们都报名了,我心急如焚,于是使出绝招——禁食三天,不吃也不喝。妈妈看着我这个不懂事的孩子,无奈地叹了一口气,气愤地说:“好了,我权当没有妳这么个女儿,妳走吧!什么也不给妳带!”听到妈妈同意让我走,我这不懂事的孩子全不理会她的气愤,只是高兴极了,竟然跳起来,飞奔到学校去报名,参加南迁。

临行时,我妈妈泣不成声,爸爸扛着一个大行李包,送我去烟台码头。人山人海都挤在那里等着上船。但是,当晩学校负责人员宣布:“今晚上不了船,请同学们回家去过夜,第二天再来排队。”同学们都回家去了,只有我待在码头靠墙边坐着,不敢回去,因为我怕妈妈拦阻我,不肯让我走。

第二天同学们告诉我,说我应该回去,我妈妈哭得两眼肿得像两个大泡泡。我听了一阵心酸,但也无可奈何。

船的目的地是青岛,但是在半路遇到大风浪,于是停靠在青山头避风。船上大部分的人都晕船,包括船上的工作人员。一开始我还很好,但是坐在我上面的人吐得一塌糊涂,呕吐物竟然从我的头上流下来。这下子我也受不了啦!

我们都是坐在大汽油桶上,汽油桶是一层一层堆积起来的,风浪颠簸,最后连汽油桶也滚动起来了。听说船要开回青山头避风,很多人都希望开回去吧,不要走了。包括我在内,我开始有点想家,想到妈妈为我哭得两眼像灯笼一样,我真是后悔极了,一直心酸流泪。

船终于到达青岛了。我们排队从青岛码头步行到一个中学,夜晚就睡在车库的水泥地上。第二天,我们又排队去码头领自己的行李。有些同学找到自己的行李,高高兴兴地回来,有些人找不到,就很失望。但是老师告诉我们,明天还有一批行李到达,我只有耐心等待明天。

次日清晨,学校的负责人告诉我们这些排队去码头的学生们,说,这是最后一批行李了,如果你还没有找到你的行李,那就很抱歉了。当时局势很紧涨,八路军与国民政府的军队,时有针锋相对,远处枪炮声不断,所以有一些行李来不及搬上船,船就开了。这个绝望的消息,对我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。好心的同学们都来安慰我,将他们的褥子和棉被都摊开来一点,让我分享,才使我不至于直接腄在水泥地上。

几天后,忽然来了一个喜出望外的消息,那就是我爸爸出现在学校的大门口,要找他亲爱的女儿。我一见到他,两行眼泪像河一般决堤了。他告诉我,妈妈给我准备的那个大行李包,里面有全部妈妈陪嫁的金银宝石,有全新的棉被和褥子,也有一些我最喜欢的衣服,还我的圣经和诗歌本。现在既然已经丢失了,也只能接受。

爸爸安慰我,劝我不要哭 ,说他一定想办法帮我补充一些必需品。几天之后,他真的带来一个中等的行李包,原来他去了一趟青岛教会,找到那里的弟兄姐妹们,他们很快按照我的需要,为我准备了棉被和衣服等等。

在青岛只住了半个月,学校又继续南迁。下一站是到上海。临走前,爸爸曾来送别,告诉我他已经在青岛海军找到一份翻译官的工作。(爸爸与一位主的仆人曾经就读同一所美国人办的英语专科学校。)他怕我饿着,就给我十五个银大头,要我缝在腰带上,必要时就用一个银元去买食物吃。妈妈也在我临走前,为我做了一大包袱的葱油饼。所以我随身帯的,就只有这一包袱的葱油饼,到了青岛两三天,已经长霉了,还在吃。可见民以食为天。

从青岛乘安达商船去上海,到达上海之后,先转往山东会馆。山东会馆虽不算小,但也无法容纳突如其来地数千男女师生及眷属,拥挤狼狈的情形不言而知。

在上海正式成立烟台联合中学,下设三个分校,我属于第三分校,校长是徐承烈。原祟德女中的校长马文远,因系神职人员,将学校师生交与徐承烈校长之后,就远赴南洋去了。之后全体师生暂迁上海江湾体育场待命出发。每天发给我们一些饼干和糙米,借以充饥。若我实在饿得受不了,就出去买一点食物。

之后,继续乘火车南下。当全体师生抵达杭州时,全露宿车站,等候火车。在杭州停留了一两天,要换火车,趁这空档,同学们一窝蜂地去买菱角。这是我第一次尝到菱角,的确美味,吃得很过瘾。

火车经过南昌时,看见窗外有许多妇女在叫卖食物,她们卖的都是清一色的白水煮鸡蛋,而我这个被宠坏的孩子,偏偏不吃白水煮蛋,只吃炒的或煎的蛋。但是当时,我的肚子也实在饿得发慌,没有选择的余地,只好买了几粒白水煮蛋。蛋殻擘开来,把蛋吃到嘴里。嗳呀!怎么这么好吃。我以前不吃的东西,现在都是美味。我一口气,就吃掉四粒水煮蛋。心想这么好吃的水煮蛋,为什么我以前不吃呢?

一路上,火车驶往湖南株州。我记不得在哪一站,我们需要换火车,只记得那是运输牛马的火车。车箱里充满了牲畜的味道,没有座位,只有墙上一排栓牛马用的铁环。车箱里也没有窗,只有一扇大门,当门关起来之后,里头是漆黑一片;我们每个人都摸索着坐在自己的行李包上。幸亏在车箱的地上,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洞,因此有一点空气进来。这个洞不仅供应我们新鲜的空气,也是解决我们方便的地方。

3.〈中学南迁:从湘西至澎湖〉

自株州开始的行程,是乘坐小江船。我这个不会游泳的旱鸭子坐在江船上,真是恐惧战兢,深怕掉到水里淹死,也就从来不敢站到船头和船尾,欣赏大自然的美丽。我只能坐在中间的蓬里,望着江上渐渐退去的美丽风景。时而小船会靠近岸边停下来,同学们就在竹林里挖出一些竹笋,也真是所谓的「饱尝竹笋何妨肉」(注:辛棄疾詞,「细读离骚还痛饮,饱看修竹何妨肉」)。

在湖南湘潭,船停下来,我们住进一个中学,夜晚睡在教室里的桌子上。用三张桌子拼凑在一起,就是一张床,倒也满舒服。在食堂里享用午餐和晚餐,这是多日来所向往的正式餐饭。

次日前往的目的地是湖南新化县蓝田镇。湘西一带因为抗战时期的破坏,交通至今仍未恢复;师生们除了少部分生病的,年老体弱的,以及所有行李雇用当地拉纤的拖船溯水而上外,其余的都沿江一路步行到蓝田。蓝田是一个小镇,烟台联中第三分校的校址,就暂时订在这里。

终于恢复学生的生活,开始上课了。老师认真教导,学生都积极用功学习,虽然一切都很简陋,但师生上下也都乐在其中。在大厨房里,伙夫将米先煮一下,然后将米捞出来,再放进大蒸笼里蒸熟,这样蒸出来的米饭是一粒一粒的,非常香又好吃。

当时学校经费有限,菜的品质极其可怜。每组八个人,领来的菜就是一盆盐水上面漂浮着几片萝卜,大家都在抢那几片萝卜,因为都是成长的年龄,所以觉得永远吃不饱。

学校周围的环境倒是非常优美,成片的绿油油的竹林,又粗又高,可以遮蔽天日。由于雨季很长,非常潮湿,到处泥泞不堪。这里很少见到柏油路,偶尔会有石头铺的路。学校由于经费缺乏,就总是想尽办法来应对一切所需的物资。一天校长报告学校的经济情况之后,立刻宣布明天全校师生,都要去离开学校不太远的一个煤矿去挑煤。

次日一大早,我们便排队出发。从来没有见过煤矿,一路上都怀着好奇的心情,倒也不觉得累。即至到了,老师们立刻指导我们,分组先进到煤矿参观,然后立刻行动起来,将煤铲进竹筐里。男生可以挑一担,即两筐煤;女生可以两人抬一筐。

在回程的路上,我们所抬的煤筐似乎愈来愈重,真是叫人苦不堪言。男同学则嗤笑我们,说我们抬的那一点煤,还不够他们吃的。一路上不停地休息,脚又累,肩膀又酸痛。老师们一直在鼓励我们。终于回到学校,搬煤的工作是解决了,但是肩膀的酸痛却持续了一个多星期。

在湖南整整九个月,学校又要迁离,说要去台湾的澎湖。老师和同学们都舍不得离开这里,因为学校已经上轨道,有了安定的生活,同学们也正在发愤读书。但是学校的命令要服从。于是全校师生又整队出发,由广州乘船,三个分校分头到了澎湖不同的小岛。

我们三分校登陆了渔翁岛。这个小岛顾名思义全是以打鱼为生,非常穷苦,我们送给他们一点米,他们就非常高兴;原来他们平时以地瓜为主食。据说在这个岛上有许多的寡妇,都是先生们出海后,再也没有平安回来。他们因此非常迷信,格外敬拜鬼神,求神保佑出海的人平安归回。

在这小岛上只停留了一两天,我们又去了马公岛。马公岛是澎湖县最大的岛,这里就是学校定下来的校址。初到这里之后,初中三年级以上或初中一、二年级身体较高、发育较壮的男生,全部编入陆军卅九师。只有女生及极少数年幼男生未受编而继续就读,这也就是澎湖防卫司令部子弟学校的诞生。

山东各联中从此结束,烟台联中约二千余人从军,五百余人进子弟学校,校长由教育部委托李振清兼任。李振清是行武出身,对于教育可说是门外汉,因此完全以军队的制度来对待我们这些年幼的学生。

澎湖的风沙很大,而我们用餐就在露天操场上,有时候一阵风掠过,我们的军用锅里的米饭就盖上一层沙子——我们都开玩笑说那上面是一层黑胡椒粉,吃到嘴里,简直不敢对齿,只有狼吞虎咽吞下去。我们所喝的水,是从井里打上来的黄色的水,老师教导我们要多吃大蒜才不至于拉肚子,因此同学们个个都是蒜臭的口,久了彼此也都习惯了。

我们的教室也是我们的寝室,每人分一个草席编的榻榻米铺在水泥地上,就是我们的床。又发给我们每人一块小木板,当作我们的桌子。上课时,我们就坐在我们的床榻上,听老师讲课并记笔记。虽然如此克难的学校生活,同学们也都乐在其中。

学校发给每人一块布,要我们自己做衣服,这使我非常作难。我既不会剪裁,又不会缝纫。幸好年纪比较大的女同学帮我,但是做好的衣服,我穿在身上,又肥又大,像是唱戏的,真是哭笑不得。那时的我营养不良,身材瘦小,如此不合身的衣服,也只能将就穿着,同学们也都见怪不怪了。

在这期间,我们每个星期可以去军队的大澡堂洗一次澡。一个大大的浴池,一次可以几十个人一起进入。男生和女生分别泡澡,就这样仍然有许多同学因为不能每天洗澡,而长了令人痛苦难言的疥疮。我也没有幸免。

4.〈落脚台湾,考上护专,认识王振义〉

约两年之后,我们的学校又从澎湖马公岛迁到台湾本岛的彰化县员林镇。学校改名为员林实验中学,校长是杨展云,他是真正办教育的,使学校一切都上了轨道。我们每人都发给一套量身订做的制服,伙食也有改善,教室里桌椅排列整齐,老师授课严谨,学生个个努力苦读。

寝室规定晚上十点必须熄灯,但是在考试前,同学们都躱在厕所里看书,有的甚至通宵在那里开夜车。在这所学校里,的确培养了不少的人才,许多成名的教授、医生,或在政界吓吓有名的人都从这里出来。

高中毕业后参加联考,在等待放榜期间,我住在彰化市一位同乡家里。这位同乡是一位军人,当时他的太太快要生产第二胎,想找一个人帮忙坐月子。他来到我们学校遇到了我,就问我暑假期间有何计划,我答没有计划,只等待大专联考的放榜。

他立即表现很兴奋,说太好了,请妳到我家帮忙我太太坐月子好吗?我最大的忧虑是我对家务事一窍不通,能帮什么忙呢?他连忙说这点妳不用担心,我太太会教妳。因此我也就欣然答应了,很快住进彰化大哥大嫂家——这是我对这对夫妇的称呼,直到今日。

经过大哥大嫂的介绍,认识了他们家的客人王振义先生。他是从军队里被保送进入台大机械系的;他那时刚刚自台大毕业,开始在台中一家公司工作。自从他认识我之后,几乎每个周未都来彰化大哥大嫂家。我以为他们都是同乡,是好朋友,并不在意。直到有一天,大嫂提出一个问题,问我对这位王振义先生的印象如何?我说不怎么样,他走路好像一个鸭子,大哥大嫂回答:“玉珍,妳不懂,人家是新式的走路姿势。”我听了真禁不住笑,左右摇摆竟然是新式走路姿势?!

渐渐地我们彼此很熟了,一次他约我去公园走走,大嫂也鼓励我去外面散散心,因为那时正是焦急等待大专联考放榜,心情七上八下不稳定的时候。在这种烦躁的心情下,我也就顺从他们的劝告,与这位王振义先生开始了第一次公园里的漫步。

之后我们几乎每个周末都去公园散步,彼此也进一步互相了解家庭背景。他是随军队来到台湾的;当时他在青岛高中毕业后,未找到工作,便参加了国民党的青年军,就这样也来了台湾。

他的生活俭朴,甚至他的汗衫背后还有大大小小的洞,脚上的皮靴是军队里发的,后跟已磨损,走起路来无法平衡,这也就是他走路像个鸭子的原因。他为人直爽,充分显露出山东人的格性。我们算是小同乡,渐渐地彼此很谈得来。

暑假快要结束,终于放榜了!我被录取台北护专,国防医学院,屏东农专三所学校。对于台大落榜,我感到非常失望,但也是预料之中,知道自己的数学太差。经过再三地考虑分析,如果读国防医学院,就是军人身份,不自由;屏东农专太偏僻,最后我决定进台北护专,原因是护士的职业可以一直做到老,愈老愈受尊敬。我认为就读护专对我是最理想的抉择了。

搬进台北护专的宿舍,眼见一切都是新鲜事物。教授上课的方式与中学老师有天壤之别,一切都要靠自己。尸体解剖课是我最不喜欢的一节课,其他都算好。校长是一位女士,校规非常严格,但是我们都非常尊敬她。在这期间,我完全投入繁忙的学习,把暑假那一段美好的时光,完全抛出九宵云外。

一天,学校大门的守卫传来通知,说有一位客人来探访我,要我去碰面。我心想,我在台北既无亲戚,又无朋友,怎会有访客?原来使我惊喜的,竟然是王振义。他利用周末乘火车来台北看我。那时候,从台中到台北乘火车需六个小时,他的来访使我深受感动。

这一次相遇成了我今后一个很大的转折点。他说他愿意帮我补习数学,要我再报考台大,理由是护士天天看那些愁眉苦脸的病人,容易有一个灰色的人生观。更使我惊奇的是,他表示要与我结婚。

他说两个人不可能都成功,只有一个人支持另外一个人成功。他的逻辑使我困惑了很久,也使我心緖不定了数日。很快暑假来到,我又回到了彰化的大哥大嫂家。在台湾,除了在军队里的两个堂属哥哥之外,大哥大嫂就是我的亲人了。

在这暑假里,我的人生开始了一个大大的转变。大哥大嫂为了我的婚姻费尽心机,安排计划,就是要促成这门婚事。父母不在身边,我只好征求两位堂属哥哥的意见。他们一个在陆军,一个在海军,分别来到彰化,与王振义见面。

结果他们对王振义的印象非常好,很快即决定了我们结婚的日期。于是一九五六年九月八日,王振义与我在台中一家饭店举行了婚礼。大哥大嫂就是我们的介绍人,一位山东国大代表是我的证婚人。

5.〈进入婚姻生活〉

我们结婚后,就住在王振义的老长官高师长免费借给我们的一栋日本式的房子里,就地睡在榻榻米上。我们没有任何的家具,所拥有的就只有两箱书,他一箱,我一箱。他的箱子是柳条编的,我的是一个人造皮的旧箱子,里头还包括几件衣服。这是我们所有的,倒是简单清爽得很。

一个月之后,他又开始了一个新的工作,进入裕隆汽车制造公司,地址是在台北大坪林。随后我们迁到台北新店,离大坪林不远,这才正式安定下来。很快我发现我怀孕了,而且反应非常厉害,毎天呕吐不停,像是大病一场,苦不堪言。终于在一九五七年七月七日,生下了我们的女儿王彰慧。替我接生的就是我护专的同学。她们对我格外细心照护,算是我没白读了一年。

接着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又生下了我们的儿子王彰恺。这个孩子因为当时来不及去医院,就生在家里。那一天台湾大拜拜,所有的计程车都回家睡觉了,王振义清早出去一直找不到计程车,孩子竟然就自己生下来了。

隔壁的老太太热心来帮忙,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,又派人去找王振义,要他赶快去找接生婆来家里处理这生下的胎儿。接生婆来了之后,立刻剪了脐带,消毒,将呱呱落地的婴儿包好。之后王振义将胎盘等物埋在后院里。从此我每天为这两个孩子,忙得不可开交。

渐渐地,我发现我的另一半,不仅抽烟,又喝酒,后来也打麻将。他打麻将的理由是他的主管三缺一,才约他参加,他不好意思拒绝。就这样,他经常去打麻将。过年期间也打,通宵打到过年假期最后一天,打完了,第二天清晨回来,仍然骑脚踏车去上班。

我对他不爱惜自己的身体,既心痛又气愤。他知道我很生气,一进门就把赢回来的钱给我,要我去买我想要的东西。我立刻把那卷钞票摔到地上,我拒绝这脏钱,我要的是他不再去打麻将。想到我幼年时的家庭,没有人抽烟,喝酒,打麻将,我连麻将都没听说过,也没见过,爸爸、妈妈和我总是一家乐融融。

现在我非常后悔与一个不信主的人结了婚,每天抱着啼哭的孩子,看他们哭,我也哭,常常以泪洗面。有时候跪下来向主祷告,“主啊,我宁愿没有吃的,也没有住的地方,我只要他能够信主!”我开始觉悟到,我早就应该向他传福音,以信主为结婚的条件才对。

我开始试着向他传福音,但是他顽固刚硬,不肯接受,竟然叫我把主耶稣拿给他看,他才相信。我们没有争吵,我一味地流泪,静默不语。他看我这样,也受不了了,就向我道歉,甚至割自己的手腕,向我发誓,不再打麻将了。

他在台大的同班同学有四十几位,一个一个都出国留学了,他也很急,留学考试两次都通过,但是苦于经济上的问题,无法成行。有一次机会来了,台湾政府提供一笔中山奖学金,资助人去美国留学,他立即去报考。

共一百多人参加竞试,他在笔试中名列第一,但是在面试中,他对面试者在质疑中的无知,感到沮丧,最后以一种被认为是无礼和傲慢的态度来应答,而没有通过考试。他非常失望,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。多年以后,他意识到这是出于主,也是主的主权所安排的。

搬家到大坪林后,与裕隆汽车公司很近,他上班非常方便。下班后,他还有很多空闲,可以时常带着孩子们去对面的天主教堂玩。那里有假山,池塘,小桥,流水,花园,是一个秀珍型的小公园。日子久了,他与来自美国的万神父变得很熟。很快地,王振义就成为一名天主教徒,并带着我们全家进入了天主教。

6.〈王振义赴义大利,到加拿大〉

从此,他成了一个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,每天早晨六点就去望弥撒。我们的儿子王彰恺也与另外一个男童作了神父的辅祭。就在这一年里,又有一个义大利政府颁布奖学金的机会,共一百多人报考,只取四名,他又名列第一。梦想终于成真,他在一九六二年底搭上飞机离开了家小,飞向义大利。

由于万神父的介绍,他到了罗马就住在修道院里,与修士们同吃同住,开销上倒也省了很多。在这期间,他集中精神学习义大利文。半年后他就离开罗马,正式进入Turin工业大学,进修航空工程。

在台湾,我一个人带两个孩子,觉得责任非常重大,里里外外都靠我自己,生活也很艰苦。我那六岁的男孩也很顽皮,一天他骑着三轮小脚踏车去马路对面的天主教堂的公园玩,不小心冲进了池塘里,头顶碰在一个尖锐的石头上,切割出一个约三吋的伤口,鲜血直冲而上。大他一岁的姐姐,不顾马路上的卡车,飞奔回来向我报告这坏消息。

我一听,立即扔下扞面杖,奔向天主教堂。当时修女们正用她们的白手帕,压在我儿子的头顶上,血浸透了她们数条白手帕,这个景象使我差一点昏倒。我立刻叫了三轮车,拉我们去附近的医院。

最使我担心的,是这孩子的脑子受伤,变成白痴,那时我将如何交待。为这孩子的伤,我日夜担心,不能成眠。如今想来,这也是神特别的保守,他竟然渐渐痊愈,完全恢复正常。

王振义在义大利完成硕士学业之后,没有回台湾,直接去了加拿大。因为他在义大利的时候,已经与在中国的老母亲及家人们联络上了,就怕一回来会立即被捉捕,扣上一顶匪谍的帽子。这是他在警官学校服务的中学同学警告我的。

王振义在一九六五年底进入了加拿大,本来想进入滑铁卢大学继续攻读博士,但是学校已经开学了,必须等下一个学期才能就读。在这期间,他找到了一份工作。那时似乎很容易找工作,半年内他就换了三个工作。一九六六年底,他找到一份工程师的职位,属于一个美国公司在多伦多的分公司。老板很器重他,帮他申请加拿大的移民。既得到移民身份之后,他立即办理申请我和孩子们出国的手续。

7.〈全家团圆,定居加拿大〉

经过漫长的等待,于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九日,我和孩子们终于在多伦多的机场与王振义欢聚圑圆了。我们分别了四年四个月,彼此的信件往来编号到五百多。孩子们几乎不认识他们的爸爸了,因为他的头发变了形,与在台湾时的照片大不一样。起初的一个月,孩子们都不肯叫爸爸,这的确使我们尴尬了好一阵子。

刚来加拿大,对于我和孩子们,一切都是新鲜事物。两个孩子很快进入当地的小学,彰慧插班五年级,彰恺四年级,但是他们的英文除了二十六个字母以外,只知道几个简单的单词,因此学校为他们俩安排了半天英文课,半天正常年级上课。在那个学校里,只有他们姐弟俩是中国小孩。

半年之后,我去参加家长会时,竟然发现彰慧的作文被贴在敎室墙上。许多家长也看见了,就来向我道贺,说他们的孩子是土生土长的加拿大人,写的东西反而没有被贴在墙上,说着似乎有点妒忌。(事实上,彰慧在台湾时,就曾有作文数次被登在《国语日报》上。)想着也不过半年,孩子们都完全在正常的班级上课了。

我刚来时,很怕接电话,虽然在台湾上过许多英语课,但是听力和口语还是很差。有时候电话铃响,我不敢接,就让它响到停止。生怕答非所问,弄巧成拙。

振义带我们全家去天主教堂望弥撒,我去了两三次,就不想去了,因为神父每次都是报告捐款到非洲什么国家多少钱,很没意思。我不想去,全家也都不想去了。我们每个周末就去湖边钓鱼,一家四口有四根鱼竿,渔具配备齐全。有时候会一整天待在湖边,并没钓到什么鱼,反而花费不少,包括汽油,渔具,用餐等。

但有时候,我们会满载而归,尤其是不大不小的鲈鱼(perch),很爱上我的钩。钓上来的鱼,我不敢拿下来,也不敢换上新蚯蚓,毎次都要振义帮我。他为我们忙前忙后,自己反而没有机会钓鱼。他自嘲说是来作我们的司机,为我们服务的。

振义工作的多伦多分公司,决定结束业务,搬回美国。振义就失业了。在还没找到新工作之前,他仍然每天早出晚归,泡在图书馆里,就是不愿意让孩子们知道他失业了。失业后,他也不去领失业金,他认为领失业金是很丢人的事。

之后他曾在 Montreal Engineer Co.找到一份工作,但因着我和孩子们都不愿意搬去说法语的地方,他就只做了九个月,然后在安大略省的伦敦市找到一份工程师的工作。

于一九七二年七月一日,我们从多伦多搬家到伦敦新买的一栋房子里。这是我们拥有的第一栋房子,也是我挑选的。当初去看房时,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,后院的三棵苹果树正在盛开浓放。原来这里曾是一片果园,建筑商特别留下这三棵苹果树,后来正是它们吸引了我,才买下这栋房子。之后才发现,这些苹果树都太老了,结出的苹果又小又有虫子,反而是一个制造垃圾的工厂。

8.〈一封投错地址的信件〉

搬来新家一个月后,收到一封给Elizabeth Wang的信。因为都是姓王,而且地址很接近,因此邮差误送到我们家。由于这是一封renew driver license的信,非常重要。

振义和我就按照地址找到那里,原来是一栋新房,尚未有人搬进。回来后我只好查看电话簿,拨打到每一个姓王的,终于打到王医生的疹所,他的秘书还认为我是王医生的亲戚,连忙回答:哦Elizabeth是Dr. Wang的太太。她会立即转告王医生。

第二天,Dr David Wang就来到我们家,一进门就问我:妳是不是基督徒?我答我是,是在山东烟台受浸的。他立即兴奋极了,他又问我现在那里聚会?我答目前没有参加任何聚会,他立刻说,太好了!赶快回家来!

原来在他们家就有一个小排聚会。他们搬来新家后,我便立刻开始了在他们家的小排聚会。一次我们为振义祷告,回家后我就告诉了他,他立即大发脾气,说他还没有死,为什么为他祷告。原来天主教都是人快要死时才要为他祷告。之后我再也不敢提起为他祷告的事。

渐渐地,他不好意思拒绝王医生的一再邀请,偶尔也来到小排,后来他愿意亲自开车陪我参加主日,在YWCA 租用的地方。我不仅在暗地里迫切为他祷告,也用尽心机将一些属灵书籍放在厕所替换了他的杂志。

感谢神奇妙的作为,一次主曰我们正在唱一首诗歌,他感动的流泪,立即站起来,要弟兄姐妹们为他祷告,因为他曾试着数次戒烟都失败了,说着他将口袋里的半包香烟,拧成一团,丢进垃圾桶里。他也求主为他加力,使他从此以后不再抽烟,因为我们全家人都很反对。感谢主!真的,以后他再也没有抽烟了。

圣灵在作工,很快地,他愿意受浸归于主,过一个真正有意义的基督徒生活。于一九七四年六月,他与我们儿子彰恺,一同在 Huron 湖边受浸,归于主名。女儿早已经在浸信会受浸了。从此我们全家喜楽满怀,并积极传扬福音。家打开,小排聚会,爱宴服侍,完全投入甜美的教会生活。

当教会有了自己的会所,人数也很快增加。在西安大略大学附近,我们又买了一栋房子,做为姐妹之家。姐妹之家里面住了四位姐妹,都是新蒙恩得救的,需要很多的神圣喂养和人性的顾惜。

毎个主日聚会后,我请姐妹之家的姐妺们帯來她们要洗的衣服,留她们吃午餐,同时幚她们洗衣服。回去时,都带回我给她们洗干净又折好的衣服或床単。考试期间,我会煮一大锅肉类,给她们送去,添加营养,让她们少花时间在厨房里,可以集中精神准备考试。

振义和两个孩子都在西安大略大学修课。振义是半工半读,为了修博士学位;他公司里的同事都认为他不需要那么辛苦,去读那博士学位,因为他是那公司里唯一有职业工程师图章的人,一切的设计蓝图,必须经过他盖章,才能通行。但是振义的决心,谁也动摇不了。每天下午三点以后,他就去学校,晚上很晚才回家。

一家四口都很忙碌,连我也有了工作。我在省政府健康保险部门上班,每天处理医生们的诊断记录,和他们所需的费用。两只眼睛每天都盯在电脑上,也非常辛苦。感谢神!衪的大能大力,使我坚持做了十年,直到搬去蒙特利尔。

9.〈主带领来到蒙特利尔〉

当振义的博士论文答辩通过之后,他就想换工作,从工业界转到教育界。他向往在大学里教书。当时他发现有两个机会,一个是蒙特利尔的康考迪亚大学(Concordia University),另外一个是阿尔伯他的一个公司。他立即开始申请。两处都约他去面谈过。结果康考迪亚大学先来了聘书(offer),并限制15天内必须回覆,否则即无效。

这突如其来的转变,引起我们全家的不安。我们曾开过家庭会议,我和两个孩子都反对他去蒙特利尔,认为那里没有教会生活,是撒但掌权的地方,又是说法语的城巿。但是振义似乎已经决定要去,他说这是主为他开路,他心里有平安。

我和孩子们都跪下来祷告,求主叫他不要去,伦敦全教会也不赞成,David Wang 更是反对,还说:“Joseph(振义的英文名字)要离开教会,进入世界里了”,种种这些,都不能阻止振义的决心和定意。

我们的房子一时也卖不掉,当时的利息是18分,很难脱手,加上我也舍不得立即辞掉工作,因此振义就决定一个人先迁往蒙特利尔。他在蒙特利尔的城中心租下一间房的公寓(one bedroom apartment)。他的办公室楼下有一间麦当劳,每天他就在麦当劳和学校的餐厅用餐;早上是自己泡一杯咖啡,两片吐司。就这样过了第一年。

在这一年里,他除了备课、上课以外,其它的时间几乎都花在研读中英文圣经,和一些属灵的书借。在那里他既没有电视,也没有报纸,如鹿切慕溪水,以单纯的心竭力追求属灵的喂养。

他渴望有教会生活;在这其间,他也联系到几位当地圣徒,跟他们开始有定期的祷告。第一次的传福音聚会,就在康考迪亚大学的学生休息室,当时曾有两部车的圣徒从多伦多开来,为这场褔音聚会助阵。

在伦敦这里,由于我也准备搬家,姐妹之家的房子就想卖掉。姐妹之家的租金非常便宜,而且暑假期间,有的姐妹回家了,就未收房租。但是为了卖房子,屋顶做了翻修,花费了一大笔,我的薪水几乎全部贴在这房屋上,实在入不敷出,最后只好赔钱卖掉。

我们住的房子,在市场上挂牌很久,也无人问津。一次我去多伦多参加特会,有一位前面弟兄郑重地劝我,应该赶快搬去蒙特利尔,与我的弟兄一起配搭服事。我立即顺服弟兄的劝告,把房子交给经纪人,工作也辞掉了,就于一九八二年的夏天,搬到了蒙特利尔,与我的弟兄圑聚。

自从我搬来蒙特利尔,我们就在修女岛租了一间公寓。从一所大房子搬进一间小小的公寓,起初非常不习惯,渐渐地,我发现这小小的厨房,也可以做出一桌很好的爱宴。感谢主,我搬来以后,就和我的弟兄一同热心服事,关怀弟兄姐妹们,也照顾他们。

几乎每个周末,都有外地的圣徒来访,并接待在我们家里。有时候也会接到美国圣徒的电话,而且从来不认识,说要来访问蒙特利尔教会,顺便也来渡假,住了一周才离开。

有一次,一位自称是纽约教会的弟兄,来到了蒙特利尔。我们按照他提供的旅馆地址,原本想接他去餐馆吃饭,再一同去参加祷告聚会。见面后,才发现他不是弟兄,只是参加过一次福音聚会。他把一张福音单张交给我们,便拒绝参加我们的聚会,他要待在酒吧里,并告诉我们他来的目的是渡假。我们听了,真是哭笑不得。

教授的工作不仅要授课,还要做研究,要在高品质的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。振义也开始到处去参加学术会议。他对于日本人一直很有成见,曾经警告我们的儿女,不能买日本车,如果他们买了日本车,绝对不能开到我们家的车道(drive way)上。

一次他到日本参加一个国际学术会议,也顺便参加了日本东京教会的一个祷告聚会。这个祷告聚会使他感到大大地羞愧,因为他看到写在黑板上的祷告事项,第一条就是:为中国人祷告。据知,那时在中国有许多受迫害的基督徒。振义看到这一条祷告事项,几乎要流泪,也向主认罪。他知道只有主能改变他的观念。之后,他时常为这件事作见证。

他也到过韩国,参加了那里的聚会。他非常欣赏韩国弟兄姐妹们天赋的歌喉,他说他们唱起诗歌来,真像是从天上来的赞美。(在蒙特利尔,我们曾经去接一家从韩国来的弟兄姐妹来聚会,这对夫妇一上车,就开始唱〈因祂活着〉这首诗歌,声音真是美极了!借着他们的歌唱,把我们之间语言的隔阂完全消除了。)

有一年,我陪振义去西德慕尼黑参加国际学术会议,也顺便去拜访那里的教会。当时他们正在兴建大会所,当地的圣徒也带领我们去参观。我们发现在那里做工的全是弟兄姐妹,尤其使我感动的,是许多年长的姐妹们也在那里,其中有许多都已经七、八十岁了,她们正在清洗买来的旧灯管,一面擦洗,一面啍着诗歌。这一幕情景,一直在我的脑海中,留下深刻印象,也非常激励着我。

正是我们在德国的时候,接到伦敦经纪人的长途电话,告诉我们从英国移民来的一家,对我们的房子有兴趣,也给了聘单(offer)。感谢主!祂为我们所安排的都是上好的。

10.〈主的金灯台在蒙城发光照耀〉

一九八六年,蒙特利尔教会正式有主的桌子,由朱韬枢弟兄来主持带领。圣徒们聚在主的桌子面前,都非常兴奋,非常喜乐。伦敦教会的弟兄姐妹,加上多伦多的弟兄姐妹,都欢聚一堂。我们包下一个小型旅馆,费用全由蒙特利尔教会支出。

啊!盼望多日的擘饼聚会,终于实现了。在这里有主的金灯台,开始发光照耀,照亮了许多在黑暗里的人。

蒙特利尔的教会生活有三个特点:第一个特点是这里属于加拿大𣁽北克省,也是加拿大唯一说法语的省分。多年来,我们接触过的福音朋友,可能有几千人,大部分是从中国来的新移民。他们其中有许多人听了福音,也得救了,但是有些受到法语的限制,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,只好迁离到其他省分,或者回到中国去。到目前为止,约有两百位圣徒,稳定地参加主日聚会。

第二个特点是借着科学的进步,教会有Skype的服事。無論主日或周间的聚会,都有Skype的服事,這对於年長的、生病的、开小店的,以及需要在家照顾婴孩的媽媽们,实在是非常方便,而且受益多多。

当我経历到腰痛、腿痛,卧床不能动的那段时间,借着Skype 我仍然可以享受教会生活的各种聚会,仍然与弟兄姐妹联结在一起,享受主亲切的同在。诗歌的欢唱,刚强的见证,一直在激历着我,使我不知不觉忘记了疼痛,也深深地経历到祂的恩典够我用,祂的大能大力一直在扶持我,刚强我对主的信心。这位超越的基督,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标。

第三个特点是这里的弟兄姐妹们充分彰显了神的爱。正如《约翰福音》十三章34节上说的,“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,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”。的确,这里的教会生活,真是将神的爱充分流露出来的。

例如:我的弟兄自犹太医院转到看护中心后,在那里三年多,每天都有弟兄姐妺,轮流来照顾他,陪他一起读経、祷告、唱诗赞美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,风雨无阻,从无间隔。有的弟兄下班后,直接开车到看护中心,牺牲了与家庭团聚的晚餐,在那里陪伴我弟兄两个多鈡头,之后才回家。冬天大风雪的天气,来回要两个多小时。这种彼此相爱的心,完全是神爱的彰显,这使我和我的家人非常感动,深受激励!

(王李玉珍, 2019/11/03)